PART I 早年生涯和国家独立运动

10月14日是坦桑尼亚的一个公祭日。20年前的今天,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与世长辞。我们身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尽管这里的物质条件依然不尽如人意,虽然这里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仍显拖沓松懈,但至少坦桑尼亚是下撒哈拉地区非洲国家中在谋求政治独立后极少数几个维持了统一、和平和稳定的国家。无论外界对尼雷尔总统的评价如何,对于坦桑尼亚人民来说,有这样一位开国总统实在是他们的幸运。而对于我们医疗队,以及在桑给巴尔的数百华人华侨能够在这里安全的、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应该感谢这位尼雷尔总统。要知道,随便列举几个坦桑的邻国,哪一个不是经历了生灵涂炭的部族冲突,或是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呢?甚至有些国家到现在还深陷战争和动荡的苦海,民不聊生,四分五裂。而坦桑尼亚,至少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独立自主的发展,人民尚且安居乐业,全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也能安全的在这里旅游。虽然这些年,坦桑尼亚的政治环境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仍存在变数,但至少这个国家还能让人看到非洲的希望。在这个雨季的周末,我通过Google和Wikipedia自由探索了总统先生的生平,写此文以分享我所了解到的尼雷尔总统以及偶尔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于医疗队员来说,似乎不应该多谈受援国政治,但是什么是又是政治?我觉得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全世界的旅行者能够自由往来,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我不是专业的著史人士,平素虽然喜欢研究历史,但对非洲国家史关注甚少,文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来自英文版的wikipedia以及由此引申的Google搜索,不当之处还请真正的高人指点。文中少量的观点也仅代表个人心得,既不代表医疗队的意见,更不是中国的外交观点。
来过坦桑尼亚旅游的人都知道,你到达达累斯萨拉姆的机场叫做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机场;当你兑换坦国货币时,你会发现,100先令硬币和1000先令纸币上印着的是尼雷尔总统的头像,这二者分别是目前坦国使用的最小的币值,是这里普通百姓最常接触的货币;你在机场大厅,或者随便走进哪个坦桑尼亚以及桑给巴尔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大厅里悬挂的都有尼雷尔总统的画像;还有在坦桑尼亚许多城市都有一条主要干道叫做尼雷尔路,在桑给巴尔,尼雷尔大道是目前路况最好的通往机场的一条主干道。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尼雷尔总统是被当作国父(Father of the Nation)和人民的“导师”(斯语,Mwalimu)来尊重的。

朱利叶斯·尼雷尔1922年4月13日出生于坦国北部维多利亚湖畔Mara地区的一个Zanaki部族首领的家庭,是全家25个孩子中的一个。彼时的坦桑尼亚还没有合并桑给巴尔,因此确切的名字应该叫坦噶尼喀,后者之前是德属东非的一部分。一战德国败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殖民地由协约国托管,坦噶尼喀成为英皇统治下的自治领,那一年是1919年。成为英国托管地之后三年,尼雷尔出生,而这一年恰是英皇乔治五世治下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顶峰,领土达到全球土地面积的22%,人口占五分之一。尼雷尔的父亲拥有22个妻子,他的母亲是第5个妻子。根据当地习俗,所有妻室围住在父亲周围,形成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而父亲又是当地部族的首领,这样的童年生活经历使他深刻的理解非洲原住民的社会生活图景,对他后来的社会理想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后来坚持的“非洲社会主义”(ujamaa)就其本质也是来源于部族小社会的形态,与圣西门、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相同。而Zanaki族也是当时坦噶尼喀最小的一个部族,然而多年以后,正因为他来自于这样一个少数部族,倒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便利,让他顺利成为党内的领袖。

童年的尼雷尔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是他比大多数同时代的儿童幸运的地方。这一方面得益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英国统治者鼓励族长家族的子女接受教育而维持其长久治理的理念。在本地完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后,尼雷尔在乌干达接受了师范培训,而后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也正是在早期求学阶段,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后来他还获得奖学金,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接触了更多的英国和欧洲思想大师的熏陶,为他后来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人文主义基础。他早期国内求学经历的史料都毫无悬念的记载了他在学生时代便展现出的杰出性,而在爱丁堡大学的资料则显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无论这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来的刻意美化,值得指出的是尼雷尔在学生时代起便是一个思想活跃、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学生,他口才极佳,热衷于参与演讲、辩论会;他热爱阅读,擅长写作,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英国先贤的政治思想书籍;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过童子军活动;尤其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时刻关注国家局势。应该说,尼雷尔是幸运的,他求学的那将近20年的时间,欧洲正陷入二战的泥潭,对殖民地无暇顾及,统治上较为宽松。而坦噶尼喀也并非非洲战场,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影响。英美教育的开放性在他身上显露无遗——多年以后,接受过英美教育的尼雷尔成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掘墓人。当然,这些教育的长远好处是,若干年后当多数黑非洲国家在二战后纷纷投身反殖民地运动,并把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长矛和盾牌时,尼雷尔领导的坦桑尼亚冷静的选择了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避免了重蹈许多国家出现的人种冲突和部族冲突。而这些冲突时至今日仍然困扰着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造成无数的流血与杀戮。
二战之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元气大伤。英国迎来了伊丽莎白二世时代,虽为作为战胜国但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实力和勇气,对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也转变为在一定过渡期内逐渐实现殖民地国家独立(当然这也是需要殖民地人民努力争取的,英帝国自然不会拱手让出殖民地,本人也无意给殖民主义唱赞歌。但这时许多非洲国家的本土领袖确实是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操之过急,造成后来无数流血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伊丽莎白二世虽为女王,但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务实精神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去殖民地化的同时努力维持了和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还是应该给与她足够的尊重的。
留英归来的尼雷尔更加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1953年他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AA)主席。能够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出色的演讲能力和来自于小部族的身份都为他助力不少。而此时的尼雷尔正式如鱼得水,大展宏图,在他的带领下TAA成为谋求坦噶尼喀国家独立的生力军,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次年,TAA变身为坦噶尼喀非洲国民联盟(TANU)继续推动国家独立运动。尼雷尔受圣雄甘地的影响很大,早在他前往英国留学的前夕,甘地领导印度获得了国家独立,这一历史性事件鼓舞了他的早期政治生涯。尼雷尔期望走一条类似印度的国家独立之路,非暴力也是尼雷尔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那一代非洲本土领袖中,像尼雷尔这样有着宽广胸襟和超前视野的人并不多。那个时代充斥着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占山称王的土霸王,充斥着在美苏冷战夹缝中游刃有余的机会主义政客,但是尼雷尔走了一条在今天看来非常正确但在当时颇为艰难的道路——以非民族主义的旗号反殖民地运动,他的政治理念是未来非洲人领导下的坦噶尼喀政府不排斥欧美亚少数族裔。
1955年,尼雷尔受邀前往纽约联合国托管理事会讨论独立问题。这是一次屈辱的接待,按英国的要求,美国政府限制了尼雷尔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联合国总部大楼八个街区。此前联合国给出的坦噶尼喀独立的时间表是20到25年,但尼雷尔在理事会的发言指出,“在委员会和英国执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有能力用远小于20到25年的时间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回国后的尼雷尔受到英国执政府的不公正对待,一度失去公职。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开着他的Land Rover走遍家乡和整个国家的村镇,在基层发展TANU党员。即使是在英国执政府不公正对待他的情况下,他也仍然坚持自己的非种族主义理念,与白人,印度人等其他少数族裔广交朋友,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1958年立法委员会选举,英国政府终于做出让步,本土黑人可以获得1/3席位,欧洲人和亚裔(主要是印度人)各占1/3。事实上对于一个90%都是本土黑人的国家,这1/3的席位仍是极不公正的,TANU的很多成员反对这一做法。但是尼雷尔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深知变革的渐进性,崇尚的是非暴力革命,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谈判和发动群众。在他的坚持下,TANU参加了选举,大获全胜,即使是欧洲和亚裔的当选代表中也有许多支持和同情尼雷尔的朋友。这为独立之路奠定了良好的现实政治基础。
如果我们将视线暂时离开风云涌动中的坦噶尼喀,来看看尼雷尔同时代的非洲朋友们,我们将会发现,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斗士们无非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最大资源——人民,来换取个人权利和欲望的高峰,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前扎伊尔的蒙博托、还有乌干达的阿明……尼雷尔后来谈道:“自从阿明篡权以来,他杀的人比史密斯在罗得西亚杀的人还要多;比沃斯特在南非杀的人还要多。但在非洲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黑人杀其他黑人无关紧要……现在黑人似乎也有了屠杀同伴的资格。”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独立运动吗?尼雷尔的坦噶尼喀终于没有走上这条不归路。
1960年大选,TANU获得了71席中的70个席位,尼雷尔成为首相。同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在开普敦发表了他著名的“wind of change”演讲,宣布英国不再阻挠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此后南风北上,非洲殖民地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高潮。次年,年初坦噶尼喀召开立宪大会,英国代表和本土黑人领袖都参加了大会。同年12月,坦噶尼喀实现和平独立,作为一个让步和过渡,尼雷尔带领的TANU承认英皇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权一年(君主立宪制),次年12月坦噶尼喀正式成为共和国。并且依然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亚裔人群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这是尼雷尔的一项伟大成就,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大部分非洲领导人,使他能够跻身于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

PART II 总统生涯和晚年生活

20年前的今天,尼雷尔躺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全身插满管道,他已无法再次用他擅长演说向爱戴他的坦桑尼亚人民做最后的告别,无法向他曾经的下属、同僚和政敌阐述他一贯的理念,甚至无法向身边的妻儿表达这么多年荣辱与共所沉淀的真情。1999年10月14日,他安静的与世长辞,留下一个未尽的事业。其实早在五年前的一次党内大会上,他说他“Ninang'atuka”,那时革命党刚刚赢得大选却爆出舞弊丑闻。随后他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内政治舞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致力于推动布隆迪内战的和平解决。Mkapa总统在坦桑纳尼亚国家电视台含泪宣布他的逝世,坦桑尼亚为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全国哀悼,广播和电视滚动播放哀乐和他的生平短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内,又一场安魂弥撒和隆重的国葬,数十万人参加了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葬礼。
今天,我工作在桑给巴尔岛最大的公立医院。我所看到的是这个地区依旧十分的贫困的社会现状。石头城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旅行者,总体来说还像一个体面的城镇。但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道路坑洼,积水和扬尘普遍存在,停电,淡水短缺依然困扰城镇居民。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我曾到过奔巴岛的几个渔村,居民住宅仍为土坯房,供电和供水都短缺,生活条件较差。我也曾走入一个维多利亚湖畔的渔村,那里的状况我已不忍再回忆。至于医疗卫生,虽然有两级医疗体系,国民有医疗保障,但是医院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都很差,医疗保障能力岌岌可危。桑给巴尔的老百姓虽说不至于陷于饥荒,但是大部分人营养状况较差,妇女贫血比率很高,卫生设施和意识不足,感染性疾病仍是主要的健康危害。尼雷尔总统在他逝世20年后如果看到这样的状况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但他一定深知,治理一个国家远比建立一个国家难得多得多。在他退出国内政治舞台后,坦桑的政治经济理念总体来说逐渐走向自由化,尽管近几年新一届政府似乎又有些逆转的趋势,但是大形势上看自由、民主和开放的政策一旦深入人心就像脱缰野马很难再拉回头,如果强行如此,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身处石头城中,看着我书房外老旧的住宅,和狭窄街道里来来往往面无表情的居民,回顾尼雷尔总统的政治生涯,令人不禁唏嘘。
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独立后,尼雷尔时任国家首相。然而短短数月后便辞去首相职位,因为他不能接受一项旨在限制坦国公民权为本土黑人的提案,这与他的非种族主义理念相去甚远。利用这一次赋闲时光,他又一次走入基层,向普通百姓宣讲他的理念。这为一年后新共和国总统大选中他和他的TANU大获全胜奠定了坚定的群众基础,尽管TANU分化出两个不同政见的团体要求更为民族主义的立国政策。1962年11月的大选尼雷尔毫无悬念的当选为新共和国的首位总统。此后他首先对TANU进行改革,欢迎欧洲、亚裔等少数族群的非黑种人加入政党,也展开大赦,允许一些被驱逐的党员重新入党。这一举措扩大了政党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尼雷尔骨子里始终有一个超越种族的大同世界之心,使他能在众多同时代的非洲领导人中脱颖而出。
60-7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是严酷的,美苏争霸的冷战思维是彼时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所有新生国家都面临一个站队问题。而尼雷尔总统试图使冷战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从英国和平独立,并于这个前宗主国保持了尚且良好的关系,建国初期的坦噶尼喀和英、美、西德、北欧诸国等都维持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他们的援助。尽管受到北约国家的反对,雷尼尔总统仍然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并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这一时期的坦噶尼喀和不久后的坦桑尼亚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小心游走于东西阵营之间,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同时,他也致力于泛非洲主义的理想,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大多采取宽容政策,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希望能够抱团取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才有了后来桑给巴尔的合并和坦桑尼亚的建立。
1964年,桑给巴尔独立(以后再写桑给巴尔的历史)。卡鲁米总统一手建立了一党制的国家,着手重新分配原来欧洲、印度和阿拉伯人的财产,这导致欧亚少数族裔纷纷逃离。西方阵营迟迟不愿承认桑给巴尔的独立,而苏联阵营迅速介入,尼雷尔并不乐意见到这一局面。不久之后他与卡鲁米总统会面,谈到了两国联合的提议。他认为,“非洲的联合不必来自华府或莫斯科的诏令。”事实上,后来的资料显示,他急于联合新生的桑给巴尔是不希望这个小岛成为冷战的代理人,就像不久前的刚果和越南那样。那是,新生的桑给巴尔也急需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两位总统一拍即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作为过渡性政府出现在历史舞台,不久之后正式定名为坦桑尼亚。但是卡鲁米总统是一个刚愎和古怪的人,和尼雷尔的政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后卡鲁米被暗杀,今天坦桑尼亚可能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历史不相信如果。
可能对于尼雷尔来说,在他主政的这些年里,最重大的一项政策就是被称为“阿鲁沙宣言”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今天,当我看到阿鲁沙宣言,其实相当的震撼于这位非洲领导人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阿鲁沙宣言的第一部分,有点类似于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确定了人生而平等,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比如尊严和尊重,比如言论、迁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比如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还比如法律上保证男女的平等地位等。确实在今天的坦桑尼亚,在我们工作的桑给巴尔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学校、医院、工厂、商店,女性工作人员都占了不小的比例,考虑到桑给巴尔是一个较为传统的穆斯林社会,这样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宣言的第二部分则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相应的政策,而这却是让尼雷尔总统后来最受争议的一点。宣言的第三部分阐述了自力更生的治国思路和发展理念,指出“发展的动力是人民大众而不是金钱,金钱和财富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基础”。宣言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指出了TANU政党的基本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党,需要严肃党纪,严查贪腐。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坦桑尼亚政府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银行、保险公司、运输业、不动产、烟草、甚至许多轻工业部门都先后被国有化。但一时间出现的问题是政府缺乏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员来管理这些突然收归国有的机构,因此又重新委托给个人管理。在“三农”问题上,尼雷尔施行迅速村有化的政策以期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个政策有些类似于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中国一样,这一政策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农业生产率不升反降,许多地方出现大规模饥荒,粮食严重依赖进口,造成国家外汇储备不足,通货膨胀加剧,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客观来讲,村有化运动带来了教育、医疗、生殖健康等社会公共服务的迅速普及。到70年代末中心医院和村级医院的数量都成倍增长,而且坦桑尼亚也成为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几个基本消灭文盲的国家。
尼雷尔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一党治国。当时坦桑大陆是TANU领导,而桑给巴尔是由当地的非洲设拉子党(ASP)领导,这是不符合尼雷尔的一党治国原则的。于是他着手两党合并,但直到卡鲁米被暗杀后,两党才正式实现合并,成为现在的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正如之前在国家独立之路中看到的一样,尼雷尔是一个坚毅而务实的人,他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却懂得变通和渐进。在他的领导下,整个70年代,国家也在一点点积聚元气,然而遗憾的是一场战争打破了整个平衡。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邻国乌干达,此时阿明通过军事政变武装夺取了政权,并且入侵了坦桑尼亚。作为回应,坦桑尼亚出兵,并且一举推翻了阿明军政府,阿明逃亡海外。但是这场战争消耗了坦桑尼亚5亿美金以上的国库,给缓慢复苏中的坦桑尼亚经济当头一棒,坦国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雷尔迎来了他暗淡的最后一个任期。在这个任期中,他着力培养了他的接班人,1985年他主动让政,成为非洲那一代领导人中极少数的“自觉地、优雅地、而荣耀地走下总统宝座”的领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尽管如此,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左右了新总统的施政,这个影响恐怕直至今天还不能说完全消除吧。
到1990年,他卸任革命党主席职务。离开前,他号召坦桑尼亚建立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接纳自由市场经济。在离别讲话上,他说:“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孤岛。我们必须主导我们的改变而不是被动的等着被改变”。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后的远见与气魄,一个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始终能够看到趋势,并且永远懂得变通的聪明人。

这样,就回到了第二部分开头的那一幕,我们就这样简单回顾了尼雷尔一生的奋斗历程。今天,尽管他已经去世20年,但是他的遗产“仍然激励着数百万计的坦桑尼亚人,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人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和坦桑尼亚发生了一点点关系的中国人,我也深深的被尼雷尔的精神气质所折服。我相信,他称得上世界范围内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家领袖。也谨以此文表达我的哀悼。